阿来
研究
年02期
作者简介
刘永春，年生，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烟台市芝罘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交流。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
在新世纪文学中，阿来的创作独树一帜，尤其是其历史书写。在历史书写的跨度、深度和精度等方面，可以说，阿来都树立了自己的书写特征，在新世纪文学中别具一格。历史书写是阿来小说最大的精神空间，也是其小说诗性的主要手段。从文化角度来看，阿来历史书写具有多维的文化维度，不同时代、不同侧面、不同形态的文化表征不断丰富着阿来的历史书写。因此，阿来是以文化的视域展现历史的，也是以历史的方式呈现文化的。纵观阿来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历史书写中的多维文化视角一直是其突出的结构性特点，《尘埃落定》、《空山》、《瞻对》、《格萨尔王》等长篇小说都是以某种当代视野对历史，尤其是藏地历史进行重构。可以说，历史在阿来小说中历时性地表现为某种文化诗学，其全部长篇小说从不同侧面构成了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诗性拼图。
一、书写主体：当下视域中的三个阿来
图为阿来
在经历了革命历史小说、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潮流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言说涵括了巨大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而阿来的历史叙事则全然以自己独立不羁、内蕴深远的姿态徐徐展开自己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带有整体互文性的叙事姿态使得阿来的历史意识深入到现当代历史的本质层面、诗性层面和文化层面，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历史场景，表现出了作家非常独特的历史书写。在阿来的全部历史叙事中隐藏着两种看起来相反的文化倾向，那就是对原有历史秩序条分缕析的解构和对历史精神审慎坚毅的重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纠正，共同形成阿来小说冷静深邃又包含激情的话语特征。
出于独特的族群身份，阿来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书写具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如果非要概括出一条主线的话，那么对藏地历史的自我解读和文化剖析不妨可以作为审视阿来小说的一个视角。阿来将总体性与独特性相结合，在多元的文化思维中审视藏地、藏人、藏文化的命运，重新解读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使命，在反思整体性历史的同时，也展开对藏地生活的反思。这种往复穿梭的反思角度保证了阿来小说的文化深度和辨证特质，将作为局部的藏地文化与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作为局部的藏地历史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作为局部的藏地命运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命运结合起来，进行往复螺旋式的诗性反思。在这条线索中，最打动阿来也最牵动阿来的是一种文化判断，那就是“这国土中有暗流涌动——人民物质生活长足进步的同时，却在国家认同这种最基本的信仰上发生迷茫。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试图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如果古往今来，这片土地没有那么多因国家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与族群和文化撕裂，我宁愿没有令我自己也深感创痛的作品。”双向甚至多向的“国家认同”正是阿来历史诗学的核心，社会、族群与文化的“撕裂”则是其观察焦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是其诗学土壤，而“创痛”则是其历史叙事的感情基调。在这种总体面貌中包含了多层次的秩序解构、多角度的诗性叙事和多面向的精神建构三个主要侧面，它们共同构成了阿来历史叙事充满张力与魅力的文学魔方。
近年来，受影响于“文化中国”的概念及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质疑，学界逐渐采用“文学藏区”这一概念，将阿来的文化身份进行移换，甚至有学者坚决否认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这个称谓。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思路当然是尤其合理性的，能够推动文学史的“多民族”和“一体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融合与创生”。但是，仅仅到此为止还是不够的，有可能会以阿来在文学史中的文化身份掩藏其创作中的叙事身份。阿来的历史言说总是附着于“文学藏区”这一特殊的题域，这是没有问题，但问题是，阿来在这个题域中的独特性应当以何种视角加以归纳。无可置疑的是，阿来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都是从藏地文化将其作为“边缘性”的文化存在而加以书写和反思的，所谓的“边缘性”在这里既指其文化地位，也包含由其文化地位所带来的对现当代中国历史进行反思的便利。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文本阿来”、“文学阿来”与“文化阿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应该得到充分的注意。不能单纯从某种理论范式出发，就强调了“文化阿来”而忽视甚至无视“文学阿来”和“文本阿来”。“文化阿来”的意义及其价值、身份、姿态等，只能从“文本阿来”和“文学阿来”中生发出来，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甚至是南辕北辙，于阿来研究无益。
归根结底，阿来小说存在两种最主要的解构方向，一种是传统的、从中国文化整体对藏地文化的俯视性解构，在历时性的历史延展中表现出藏地文化的某些落后愚昧与不合时宜；另一种则更重要、占更多篇幅，即从藏地视角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结构性、文化性和历时性解构。在阿来这里，“边缘”与“中心”相互对立、相互解释，但也常常相互置换。这种解构思路与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常见的从乡村（传统）反思城市（现代）、从城市（知识者）反思乡村（愚昧者）的错位式文化解构不同，阿来是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四个因素所构成的四边形中不断游移、不断变换的。这种写作并非是文化立场不稳定，而恰恰是作家的文化观念、历史观念不断深化的结果，使得其历史书写充满辨证的哲学色彩和多向的解构特征。
二、诗学形态：文化解构中的三个维度
对藏地生活的大跨度描写形成了阿来深沉的解构史观，具体体现在对藏地社会秩序、边缘/中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维度。阿来以自由穿梭的笔致和藏地边区的视角触及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结构中的诸多问题。
在对藏地社会秩序的解构层面，《尘埃落定》和《空山》是最典型的个案。《尘埃落定》作为阿来作为重要的历史叙事，以傻子视角审视藏地历史，聚焦于土司家族起伏多变的命运，直接北京看白癜风最专业的医院白癜风专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