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的历史，要加强研究。不然，会被人拿来说事儿。就以“北京”的标音Peking与Beijing为例，网上有许多询问与议论。最近，一位亮明身份颇有地位的女士在网上更以“北大大于法？”为由将“北京大学”推上被告席：依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议的建议，中国政府发文规定，年起中国对外文件、书刊一律按普通话读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唯独北大“却顽固地坚守着PekingUniversity的老名称”。“我不知道Peking是哪些洋大人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这样命名北京的”，也不知道北大凭什么至今追随洋人坚守“屁坑University”。“难道就因为‘屁坑’比北京的发音洋气？号称中国一流高等学府的北大不至于这么崇洋吧？”
这种愤青式的责问，招来不少网民轮番上阵辱骂北大。其实，这种责问与辱骂，皆缘于读书太少，不明历史不知就里：Peking不是洋人的洋腔洋调，而是曾经的道地的北京音。
北京，因明永乐迁都而得名。元代称“大都”。所以，元刊本《老乞大》（年前后）说：“伴當恁從那裏來？俺從髙麗王京來。如今那裏去？俺往大都去。”到了明代《华语老乞大》（年），便改称“北京”：“如今那裏去？我徃北亰去。”到明中叶《翻译老乞大》（年）有了谚文标音：北京，左音(???)[p?i?ki?]/右音(??)[peki?]。左音[p?i?ki?](接近于[peiki?])是读书音，右音[peki?]是口语音。“北”的文白异读，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曾梗二摄洪音入声字于入声消失过程中发生的“皆来、歌戈两韵并收”。“歌戈”韵是南方官话叠加于北京话的。也就是说，[peki?]这种口语音，来自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方官话。
这种南方官话，比起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官话，不仅通行区域大得多、使用人口多得多，而且地位也高得多，所以，明朝来华传教士皆以南方官话为当时的“中国通语”，他们学习和研究的，第一位的就是这种Mandarin。直到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年威妥玛转述另一位汉学家艾约瑟的话说：“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是公认的‘帝国官话’。”
“北京”的这种异读，一直持续到《老七》（清乾隆十年年）。我老家胶东文荣话到现在说“北京”还是[peki?]，青岛则说[poki?]。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向教廷报告中国情况，讲到“北京”的时候，应该就是根据他们听到的口语音（在南方官话则是读书音）“北京[peki?]”而音译为Peking。到《老九》即乾隆二十八年（年），北方官话区汉语部分舌根细音字的口语音变为舌尖前音[??‘s]从而形成一种“两声并收”：“北京”左音[p?i?ki?]/右音[pe?i?]；到年《语言自迩集》第一版，“京”的读书音、口语音才“合而为一”变同今音：ching1。然而，“北”却3音：pei3，po4，pu3；《国音字典》亦3音：一ㄅㄟ杯上（入）（语音）；二ㄅㄛ亳去（入）（一之读音）；三ㄅㄟ贝去，分异，如“分北三苗”，见《书经》。就是说，直到年，“北京”之读书音即标准语还不是pei3ching1而是po4ching1。以pei3ching1为标准音的历史，真是太短了。
其次，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音译还有个传统问题，不能不顾已有的习惯用法。“北京”音Beijing才60来年，国际上音译沿用Peking却至少年了，已成传统、习惯。成了传统、习惯，就不好轻易更改了。这就像“孔子”的西语音译一直沿用Confucius一样，虽然近年有字典增加了KongZi的写法，但未见有人用之，更未见有人以法的名义强迫大众改用之。“文革”期间，驰名中外的烟台张裕葡萄酒厂被迫更名“烟台葡萄酒厂”，去掉了“张裕”二字，一举丢掉了海外全部市场；青岛啤酒坚守“Tsingtao啤酒”就避免了损失。面对这个世界，若以为“有了法”即可“一刀切”那么简单，岂不是太幼稚了吗？
摘引自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年第二版）中译本
《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再版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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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卫东，教授，男，山东荣成人。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年毕业，留校任教，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方言学研究生，师从袁家骅、王福堂先生，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代表性论文有《论“全汉字”》、《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论深圳客家之历史文化特色》、《再论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语言学推断》、《论〈龙龛手镜〉音韵系统及其性质》、《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编著有《客家研究（第一集）》，专著有《客家文化》，译著有《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原文转自粤语堂中科医院专家北京出名的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