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延阿林——长白山
xanyanalin
外务省出台对清谈判策略及《间岛协约》的签订
外务省作为对清谈判的担当机构，自身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和进行研究。如年10月30日，驻朝鲜的统监府向外务省抄送了李重夏的启草、别单草、“辨晰考证八条”及两份咨文。[82]12月3日，朝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抄送了年及年定界时《同文汇考》中的往复公文，包括清礼部咨文等。[83]然而在朝鲜宫内府并没有找到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九日朝鲜致清礼部咨文中的地图和《覆勘图们界址谈录公文节略》（谈判记录）等，于是外务省下令驻北京公使与清外务部交涉获得这些资料。[84]12月7日，驻京公使与清外务部的那桐、袁世凯见面时，要求描摹、年勘界地图，得到了允许。12月27日包括两次勘界地图及年李重夏致秦煐的照会、朝鲜国王致北洋大臣的咨文等，均被抄送回国。结果外务省发现在、年勘界地图上，并没有在朝鲜认为的“土门江”（黄花松沟子）上记载其名称，据此外务省认识到中朝两国在土门江即豆满江上分歧并不大。[85]
经过前述年9月的实地踏查（参谋本部测量手）、文献研究（中井、内藤），以及外务省自身的搜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到了年12月6日外务省终于得出如下结论：“据我方调查，有关间岛问题的韩国政府的主张，其论据薄弱”，于是下令驻京公使“为了制定境界的基础，先要了解对方的论据”。[86]这里所谓朝鲜政府的“论据薄弱”，指的是建立在土门、豆满二江说基础上的间岛属朝的观点难以成立。
既然间岛属朝的论据薄弱，那么日本理应撤回“间岛派出所”，放弃“间岛”交涉案才是正理，但是正相反，外务省准备利用二江说及所谓“间岛”对朝方有利的证据与中方周旋、谈判，以便争取日方利益。12月28日外务省提出“关于间岛所属问题在沿革上有助于韩方证据的诸要领”，其内容包括[87]：1、间岛又称垦岛、垦土，是移住的新垦地，即无住之地。爱新觉罗氏兴起后，带领豆满江左岸（北岸）住民南征北战，而间岛地方全然空虚。清和朝鲜各自禁止人民移住该地，宛然中立地带。另据法人雷孝思的“备忘录”记载，“在长栅和朝鲜国境之间设立了无人地带”，这说明豆满江左岸（北岸）具有中立地带的性质。2、间岛处于清朝政令之外，是无主的中立地带，相反在这一地方行使实力的是朝鲜官宪，这可以通过文献得到证明。李朝发祥于豆满江下游，旧基陵寝在豆满江外（图们江以北）。3、清朝主张以豆满江为界，这颇值得怀疑。雷孝思奉康熙帝之命实测国境后所绘制的地图，以该江左岸（图们江以北）山脉为清、朝鲜境界。其后康熙帝虽然派穆克登定界，但是仍未对豆满江左岸行使统治权。只是在下流地方建珲春厅，但上流地方全部抛弃，对岸（图们江以北）不得建房。4、对朝方最不利的是年勘界时李重夏的措施，清朝凭借力量主张石乙水说，还搬运碑石欲诉之威力来决定界址，但是双方终未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李重夏的独断越权行为，朝鲜政府并未加以承认，这一点从后来朝鲜政府派李范允到间岛主张茂山以下的豆满江左岸（以北）为朝鲜领土，以及试图加以管辖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以上“诸要领”特别是有关“间岛”对朝方有利的证据，参考了内藤湖南的第二份调查书[88]，而有关李重夏的独断越权行为则出自“间岛派出所”的意见。[89]
同一天，外务省将上述要领和雷孝思备忘录、法文地图、参考书等[90]，分发给了驻京公使、驻奉天总领事、驻吉林领事，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曾弥副统监、在英大使、在安东事务代理、伊藤统监、山县公爵，以及其他驻外使领馆（美、法、德、意、俄、奥、上海、天津、汉口）等[91]，其意图是通告各方将利用这些有利于朝方的证据与中方进行谈判。其实从所提供的参考书即内藤湖南的调查书来看，不利于朝方的内容更多，如指出年定的是豆满江（今图们江），、年勘界时在红土水、石乙水合流处以下达成了以豆满江为界的共识，特别是年朝方承认以豆满江为界，等于抛弃了“间岛”所有权等。[92]即便如此，外务省仍准备利用所谓有利于朝方的证据与中方进行谈判。
几天后（年1月15日），驻京公使提出了“有关间岛境界碑文中‘土门’的意见”，指出长白山碑文中的“土门”就是指豆满江（今图们江），以此表明赞同外务省有关朝方“论据薄弱”的观点，其详细内容为[93]：1）年定界碑中的“土门”与年上谕中的“土门”，都是指豆满江，朝方对此无异议。2）李重夏在年要求以误定的水流（指黄花松沟子）为界，但是清朝未接受。3）李重夏在秘密复命书（指“追后别单”）中指出，碑东的土石堆、木栅到达豆满江边。年朝方承认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年主张红土水说（图们江上流）。这以后清、朝鲜境界交涉，只是年的未勘部分（指红土水、石乙水合流处以上未定）。4）从外务省寄送的参考书来看，认为碑文中的土门非豆满的朝方主张极其遗憾，缺乏理由。以此为论据，主张以流入松花江的支流为界，决难支持。即便以错定的松花江支流为界，但到什么地方为止也不好主张，到头来不过是红土水（图们江上流）附近的问题。最后，驻京公使提出了处理“间岛问题”的对策：牵制性地利用这一问题，使清朝承认间岛地方和朝鲜有密切的关系，签订“国境贸易条约”，以扩大朝鲜人的保护管辖设施。
4月7日（年），外务省向驻京公使下达了更加具体的对策，此即“间岛问题内训”，指出：朝方的主张其根据有些薄弱，结果不得不承认以图们江为界，准备向清提出如下要求：1）允许日、朝人杂居于此；2）在局子街设立领事馆，在其他重要地点设分馆或出张所，朝鲜人的裁判权由领事馆行使；3）“吉长铁路”沿长至会宁，即提出修筑“吉会铁路”的建议；4）天宝山矿及其他事业的权利使之承认；5）清、朝鲜两国承认以豆满江为界，红土、石乙二水由日、清查员立会调查。对于以上条件，考虑到清政府不可能立即接受，暂时仍坚持过去的方针，即主张间岛所属未定，在适当的时机再提上述条件。另外，有关“吉长铁路”延长件，在适当之时与“间岛问题”分开。[94]这份“内训”具备了后来的《间岛协约》（年签订）的雏形，只差“满洲五案件”与此挂钩。该内训的出台标志着日本的“间岛”政策及对清谈判策略基本形成。日本准备以承认图们江为界，换取在间岛的特权，包括对日本人、朝鲜人的领事裁判权等。4月11日（年），日本政府通过敕令公布了“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官制”[95]，其用意是一方面通过驻在当地的派出所继续向中方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与清外务部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上述目标。
按照上述内训，4月14-28日，“间岛派出所”所长齐藤季治郎前往北京与驻京公使一起讨论撰写反驳中方照会的事宜。[96]5月10日，这份照会正式出笼。其核心内容是土门、豆满二江说、年勘界成果无效及“间岛”对朝方有利的证据。如前述，外务省已经了解了土门、豆满为一江，以及年勘界时双方达成了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的共识，但是为了牵制中方和讨价还价，决定仍坚持二江说和年勘界案无效。日方照会的详细内容如下：1）清、朝鲜两国境界以白头山（长白山）上的碑为起点，西边以鸭绿江为界，东边以土门江为界。土门江是与碑堆相连的实际水流，而非豆满江。2）年朝方要求以土门江为界，年朝方迫于清方的压力，同意红土、石乙二水合流处以下以豆满江为界，但是合流处以上相争未决，因此年会勘结果全然无效。年以后两国进行复勘的交涉，但至今仍未实行。3）年朝鲜派李范允管理豆满江以北地方，并向清朝知照，但是从两国近年的交涉来看，以白头山碑为起点，东方一带的境界全线仍未确定。4）年清、朝鲜“善后章程”第一条规定，两国界址以白头山上碑记为证（暗指“东为土门”不是豆满江），表明豆满江并不是两国确定的境界。除此以外，该照会还列举了在历史上“间岛”对朝方有利的证据：1)豆满江（今图们江）以北为朝鲜发祥地，该地方内附于朝鲜并成为朝鲜的藩屏，古城址、古坟遗迹丰富。2)康熙年间老爷岭以南没有一处清朝卡伦（清代，从东北到西北曾设立多处卡伦karun用来巡防边疆），表明此地在清朝统治之外。3)白头山建碑后清人在豆满江以北结舍垦田，朝鲜人一旦抗议，清朝则加以毁撤。[97]在年以前豆满江以北没有清朝地名。总之，以为两国境界自古以豆满江为界，这和历史事实不符。[98]以上照会内容显然杂糅了参谋本部测量手调查碑东之沟的结果（认为和松花江相连）和内藤湖南所谓“间岛”对朝方有利的证据，以此来反驳中方以图们江为界和“间岛”属中的观点。
日方并不满足于在“间岛”获得特权，不久又追加了“满洲五案”，形成了“满洲六案”。[99]年9月25日日本阁议决定：“韩政府的主张其根据甚薄弱，从康熙定界以来清韩交涉的历史，以及清朝先于韩国在该地方实施行政的事实，可以证明豆满江是两国的国境，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豆满江上源（红土水、石乙水）哪一个是该江上流境界的问题”。考虑到双方官宪之间的冲突不断，为了防止激起异变和影响大局，推进日本在满洲的经营，决定向清提出以下条件：1）承认豆满江为清和朝鲜两国的国境，上游地方的境界，由日、清两国派共同委员调查决定。2）清朝承认日本人、朝鲜人杂居于间岛。3）在局子街及其他枢要地方设立日本领事馆或分馆，根据条约行使领事官的权利。4）清朝承认该地方日本人、朝鲜人已经获得的财产及所进行的事业。5）有关“吉会铁路”在适当之时再与清方交涉。6）提出“满洲五案”的要求，包括修筑法库门铁路，撤毁大石桥、营口铁路，开采抚顺、烟台煤矿，延长京奉铁路至奉天城根，安奉线及其他铁路沿线矿山开采等要求。[]
第二年（年）1月11日，日本伊集院公使向清外务部提出“间岛问题”和“满洲五案”一起解决。[]2月17日，在双方进行第六次谈判时，伊集院公使表示只要清政府接受“间岛问题”的五个条件和满洲其他悬案，那么日本可以在“间岛”所属问题上做出让步[]，表明日本拿“间岛”所属问题与中方讨价还价。9月4日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了《间岛协约》和《满洲五案件协约》。《间岛协约》[]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还规定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为商埠，日本可以建立领事馆或分馆。还规定了图们江以北允许朝鲜人居住的杂居区的范围，绘制了地图，其范围东边是嘎呀河，西边和北边是哈尔巴岭（老爷岭），南边是图们江。还规定在上述杂居区内统治权归中国，但是对于针对朝鲜人的民刑事案件的审判，日本领事有到堂听审及要求复审的权力，这一条为后来日本干涉“间岛”的司法权埋下隐患。还规定了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权力。另外，通过《满洲五案件协约》，日本获取了修筑新法铁路、京奉铁路延长至奉天城根，以及开采抚顺、烟台煤矿等利权。至此，近两年之久的中日“间岛”交涉案告一段落。11月3日，统监府派出所从龙井村撤退，代之而立的是日本的领事馆和分馆。
雅鲁江（鸭绿江）上的放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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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本一方面通过设立非法的统监府派出所向中方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提出所谓“间岛”所属未定的假命题与中方周旋、谈判，最终以承认“间岛”属中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间岛设立领事馆、修筑“吉会铁路”及“满洲五案”等利权。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借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靠推行强权外交而获得的。尽管如此，由于中方的反对，日方并不能在“六案”问题上全部得逞，比如朝鲜人裁判权问题，日本只在四处商埠内获得领事裁判权，而在商埠以外者由中国处分。[]而对于中方来说，在自身实力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靠出让部分利权来保住领土权。值得一提的是，以吴禄贞为首的“吉林边务公署”与派出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日方感受到了压力，更担心引起列强的干涉，影响满洲全局的利益，这是迫使日方最终在领土权问题上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俄战以后，日本接续大韩帝国政府的“间岛”扩张政策，以“保护”朝鲜人的名义，于年8月在延边的龙井村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从而向中方挑起了“间岛案”的交涉。为了与中方进行谈判，需要了解中朝边界纠纷的由来及症结所在，以便制定谈判策略，为此日本一方面派人前往长白山进行实地踏查，另一方面任命嘱托进行文献研究。
海兰江秋色/hailanula
此处海兰为hailan（榆树）
而不是hairan（可爱、可惜）
[1]有关“间岛”领土归属权的研究，中国学界主要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版，第-页；倪屹：《“间岛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历史系，年等。韩国学界自年申基硕发表《间岛归属问题》（《中央大学校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文以来，出现不少研究成果，如李汉基：《韩国的领土》，首尔大学出版部年版；梁泰镇：《韩国的国境研究》，首尔，同和出版公社年版；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首尔，法经出版社年版；崔长根：《韩中国境问题研究——日本的领土政策史的考察》，首尔，白山资料院年版；陆洛现编：《白头山定界碑和间岛领有权》，首尔，白山资料院年版；黄铭浚：《间岛领有权问题的国际法分析》，硕士学位论文，首尔大学法学科，年等。
[2]有关“间岛”朝鲜人裁判权的研究，有〔韩〕李盛煥：《近代東????の政治力学ー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関係の史的展開ー》，東京，錦正社年版，第95-页；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年版；〔韩〕白榮勛：《東????政治·外交史研究ー「間島協約」と裁判管轄権ー》，大阪経済法科大学出版部年版等。
[3]年，朝鲜会宁府使洪南周允许朝鲜边民开垦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此即“庚辰开拓”，从此揭开了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移民的浪潮。参见金春善：《-年代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与韩人移住民实态研究——以北间岛地区为中心》，《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8集，年，第17页。
[4]有关年长白山定界，详见于张存武：《清代中朝边务问题探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页；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年版；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版，第38-87页。
[5]有关、年中朝勘界，详见于张存武：《清代中朝边务问题探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页；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第87-页，-页。
[6]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年朝鲜宣布成立“大韩帝国”，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7]有关-年李范允在图们江以北地区的活动，详见于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页；刘秉虎：《在满韩人的国籍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韩国中央大学史学科，年；李花子：《大韩帝国时期（公元-年）的疆域观与间岛政策的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年；〔韩〕殷丁泰：《大韩帝国时期‘间岛问题’的演变过程及‘殖民化’》，首尔《历史问题研究》17号，年12月等。
[8]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页。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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