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
开头先纠正一个字，台州，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台”字在这里的声调是阴平——与“胎”字同音。我想，如果把“台州电视台”几个字念顺了，就不会错了。除此之外的国内城市，台北、台中、台南、烟台、台儿庄、丰台，声调都是阳平。
除了在湖北求学、去贵州工作以外，浙江是我去过的唯一长江以南的省份，而且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05年的清明前夕，我从家里出发，经南京、杭州到台州的仙居县湫山乡湖头村，在这里工作了大概三个月，这是我在施工单位工作的最后一个地方，但也是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
0天宝五年（）说起，三十四岁的大龄青年、落第书生杜甫结束了，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到长安，向许多达官贵人投稿求引荐，皆遭冷遇。稍后又三次陈情唐玄宗，虽然得到赏识，却没有下文。这期间，杜甫结识了名满首都文坛的河南老乡郑虔，当时郑虔已经五十六岁了。在困居长安近十年的生活中，杜甫经常和郑虔一起徜徉山水、饮酒赋诗，成了忘年交。
安史之乱时，文武百官被掳去洛阳，安禄山伪授郑虔水部郎中，郑虔托病未就，并且私下给唐肃宗写信表忠心。
到至德二年（）五月杜甫终于当了左拾遗。像杜甫这样饱读诗书的人，憋了十年的满腹经纶，终于有一个报国的机会，恐怕是心直口快。但是左拾遗的工作是挑皇帝的毛病，尽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杜甫没有基层工作经验，难免无的放矢，恐怕是吃力不讨好。
可是当年这种有职无权的低级纪检干部，还有不少唐代诗人当过，至少有王维、高适、白居易我们都熟悉的这三位。
杜甫当左拾遗不久，至德二年十二月，已经六十六岁的郑虔因为所谓“水部郎中”的历史问题，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次年三月，杜甫踏春来到郑虔故居，见人去园空，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题郑十八著作虔》：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乱后故人双别泪，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贾生对鵩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可念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
如果细看全诗，杜甫这是为自己的老乡郑虔鸣不平呢！那开头的两句“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其实是说台州这个地方荒郊野岭，并不是什么好话。
如果说，杜甫是河南人，没来过台州，站着说话不腰疼。情绪激动，为了老乡说几句过头的话也能理解。那么台州本地人怎么说台州呢？有的和杜甫差不多，比如近年来研究台州文化的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寒在《不尴不尬的城市》一文中这样说台州：作为山海城市的台州，它在高山与大海之间，在宁波与温州之间，它既非兵家必争之地，又非几省通衢的要道，从地理位置上看，没有任何先天的优势，但也恰恰是这个地理位置，使得台州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台州成了 反攻大陆的前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台州成了“放进来，关门打狗”的海防战区。那时的台州人，跟福建人一样，都有打到台湾去或者台湾打过来的心理准备，也做好了可能为国捐躯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准备。
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祖国母亲也有偏心眼的时候，它对各个地方的投资，并不是一碗水端平的。自从台州被想像成海防前线后，就鲜有国家投资，因为怕投了也白投。解放初期，苏联援建我国的56项重点工程，台州连一碗羹都没分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的三十多年间，天可怜见，国家在台州的累计投资，加起来还不到五亿元。做为“海防前线”、“文革火线”、“国家投资短线”的台州，因为尴尬的地理位置，被无情地被排除在国家大建设的格局之外，以致改革开放初期，台州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倒数第二位。台州，几乎成了一座可以忽略不计的城市，上上下下谁也没把台州当回事，颇有点让台州自生自灭的意思。那些年，台州成了软柿子，由着人家拿捏。台州有两次被撤销地区建制，第一次是年，第二次是年，撤销后的台州下属县级单位，一分为二，一部分划给了宁波，一部分划给了温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台州，真的成了一座不尴不尬的城市。可这和我亲身感受的青山绿水、经济发达的台州大相径庭。我想说句很俗套的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用古人的话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苏东坡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如王寒女士所说，台州几次撤销，辖区划来划去。其中就有划归宁波的宁海县。其实宁海从唐初到清末一直属于台州。
明初的方孝孺就是宁海人。方孝孺两次被推荐到朱元璋跟前，奇怪的是，朱元璋两次都没有用他：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读完这短短的文字，我们也许能这样揣测，方孝孺真有才，朱元璋也觉得这人还行，但是两次都没用，以礼相待，打发回家了。为什么呢？不知道。
洪武十五年（8），朱元璋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可是十年之后，皇太子朱标就病逝了。
重用方孝孺的是朱标的儿子、建文帝朱允炆：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姚广孝就向朱棣求情，不要杀方孝孺，朱棣也答应了：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可是事与愿违，方孝孺和朱棣杠上了，最后自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方孝孺的确死得很惨，但所谓“诛十族”的说法不靠谱。
我觉得这事发展到这个地步，两个人都有责任，朱棣不妨学一学三国曹操，方孝孺不妨学一学初唐李勣。
三国时，陈琳代表袁绍阵营，写过一篇《为袁绍檄豫州文》，字里行间骂遍曹操祖孙三代[]，而且骂得很难听。《文选》收了这篇文字，李善引用《魏志》加了注释：琳避难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刘备。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归本初也。后绍败，琳归曹公。曹公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公爱其才，而不责之。
曹操说，你替袁绍写檄文，骂人就骂呗，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
陈琳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是没办法。
至少我们能肯定的是，方孝孺没有骂朱棣的祖宗三代，因为朱棣、朱允炆是叔侄关系。
再看李勣，在褚遂良誓死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第二天，李治问李勣同样的问题：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李治与李勣，朱棣与方孝孺，探讨的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一个是立皇后，一个是当皇帝。可是立武则天这样的皇后，相当于选继承人，况且李治没有权力，欲充分信任她。一个想要权，一个想放权，难怪是天生一对。
而且李治当了皇帝，和老臣们杠上了，我想立皇后，谁反对就处理谁，亲舅舅也不例外。
李勣一定知道褚遂良这么玩命反对，武则天肯定要杀鸡儆猴。说“此乃陛下家事”，其实完全是为了自保，也不想管这闲事。
朱棣说“此朕家事”。那是明着告诉方孝孺，你别管闲事。可是你看这正史记载的对话里，方孝孺不依不饶，让朱棣直接下不了台。他怎么就不想想，朱棣连亲侄子都敢杀，不是不敢杀你，不要不识抬举。
朱棣尽管冷酷无情无理取闹，方孝孺也是死脑筋。两个人碰到一起，便注定是无解的悲剧。
想起了鲁迅先生97年在广州演讲，谈到曹操杀孔融，其实这话对朱棣杀方孝孺也一样[]：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0这一节要说的第一个和杜甫一样是河南人，只不过祖籍河南，生于台州。他叫赵汝适，是宋太宗八世孙。嘉定十七年（4年），五十四岁的赵汝适转任朝奉大夫、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第二年又兼权泉州市舶使，可能大致相当于福建省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兼任泉州海关的关长。
他在在福建待到宝庆三年（7年），在兼权泉州市舶使期间，他写了一本书——《诸蕃志》。
民国藏书家缪荃孙这样说这本书：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迺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瑇瑁、珍异之产，市於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
赵汝适的原书早已不存，今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交通史学家冯承钧先生有《诸蕃志校注》，考订甚详。
这本书记载了东起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并记有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内容丰富而具体。该书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载，有关各国物产资源则多采访于外国商人。其中虽然不免有错讹，但仍不失为记述古代中外交通的佳作，并经常为后来的历史地理学家所引用。
少年时，曾经读过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鲁滨逊驾船航海，在途中遇到风暴触礁，船上同伴全部遇难，唯有鲁滨逊幸存，只身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
但是五百多年前，有4个朝鲜人行船遇风暴，漂流到台州境内，后来被中国人救起。
崔溥（—），朝鲜李氏王朝官员，年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奉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年闰正月初三，因其父去世回家奔丧，不幸遭风暴袭击，4人在海上漂流4天，终于在“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牛头外洋”（今三门县牛头洋）安全登陆。
三门登陆点是崔溥一行4人生死的转折点。据崔溥《漂海录》记载：“我在海时，喉呕血数匊，口无津三日。”同行“或细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来续命。崔溥登陆时:“我浮海日多，饥渴困惫之极，危命仅一线耳”。“臣之皮肤尽换、足爪脱落”。是三门村民见危一路接力相救，“将米浆、茶、酒以馈，遍及军人，任其所饮。”崔溥在蒲峰见前来接送的千户所许清说：“饥渴万死之余……是我得生之时也。”
但是崔溥他们没翻黄历，当时是倭寇横行的时代。台州地处浙东沿海，屡受倭寇侵扰。据《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自洪武十七年（84）至正统四年（49年）的五十多年间，仅浙东一地遭倭寇侵掠就达7次。尤其台州桃诸一带受害最甚。所以当时海禁极严，一旦外人入境海防单位很快便作出反应，采取严厉的措施和对策。
登陆之初因语言不通，崔溥等被台州沿海百姓怀疑为倭寇。后经“桃渚所”（今临海市桃渚镇）、“越溪巡检司”（今宁海县越溪乡）等各级边防官员审核，始知他们确系来自朝鲜，随即受到官方礼遇。于是，崔溥在明军的一路护送下，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在中国“旅行”了4个半月，行程四千多公里。回国后，他用汉文写出了《漂海录》一书。
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葛振家教授研究此书多年，认为此书对于研究我国明代的海防、政制、司块、运河、城市、地志、民俗及两国关系等，提供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第一手资料，极有价值。
04由崔溥一行渡海遇险，到最终转危为安。我想起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
天宝十二年（75），晁衡归国前夕，王维赠他一首送别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面对众人送别，晁衡作《衔命还国作》，赠答友人：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晁衡回国途中遇风暴，船毁人散，被吹到越南的驩州登陆。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人杀害。仲麻吕等十余人侥幸脱身。他们历尽艰险，天宝十四年（）六月，回到长安。
当时传闻晁衡遇难，李白闻讯十分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晁衡回到长安的五个月后，安史之乱爆发。阴差阳错，晁衡再也没有能够返回日本。大历五年（年），晁衡终于长安，时年七十二岁。
05有人说，明朝是个奇葩皇帝的时代，有“促织皇帝”朱瞻基，有被俘然后又放回来继续当皇帝的明英宗，有在位45年，但其中7年不上朝但却平安无事的嘉靖皇帝，有在位48年、但至少0年不上朝同样平安无事的神宗皇帝，还有“木匠皇帝”朱由校。
所谓“促织”就是蟋蟀，也叫蛐蛐儿。如果说朱棣的“诛十族”是清朝人给他抹黑，那明朝人自己就知道这个促织皇帝[]：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但是“促织皇帝”朱瞻基其实是明朝难得的好皇帝。朱高煦、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间并称“仁宣之治”。《明史》对明宣宗评价很高：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籓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其实，最喜欢促织的其实是宋朝人。宋朝人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不过，这本书的作者有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南宋权相。这个人就是天台人贾似道。
贾似道爱蟋蟀不分时候，哪怕是敌国兵临城下，斗蟋蟀就是军国大事：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
贾似道靠自己的姐姐宋理宗的贾贵妃上位，后来权倾天下，但却不干正事，影响很坏，有人认为他直接导致了南宋的灭亡：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06有意思的是，罢免贾似道的人是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她也是天台人，和贾似道是地地道道的台州老乡。
不过，谢道清其貌不扬，皮肤黑，一只眼睛还有毛病。而同是皇后候选人的贾似道的姐姐长得好看。幸好，宋理宗选皇后，他自己说了不算，他妈说了算：时贾涉女有殊色，同在选中。及入宫，理宗意欲立贾。太后曰："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左右亦皆窃语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夺，遂定立后。
幸好谢道清当了皇后，要不然贾似道就更肆无忌惮了。
后来，宋理宗去世，谢道清垂帘听政，不过这不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是大臣们强烈要求的：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屡请垂帘同听政，强之乃许。
谢道清非常节俭，懂得好钢用在刀刃上：太后以兵兴费繁，痛自裁节，汰慈元殿提举已下官，省泛索钱缗月万。
她后来处理贾似道也坚持依法办事：平章贾似道兵溃，陈宜中上疏请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岂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礼？"先削其官，后乃置法贬死。
南宋末年，时局动荡，不少官员闻风而逃，谢道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京朝官闻难，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资。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
只不过，接班贾似道的陈宜中靠不住，而谢道清几次求和，委曲求全，而且丝毫不讲原则：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陆秀夫等请和，不从。宜中即率公卿请迁都，太后不许，宜中痛哭固请，不得已从之。明日当启行，而宜中仓卒失奏，于是宫车已驾，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
在朱熹给谢道清的台州老乡吴芾写的墓志铭中，记下了吴芾在南宋对金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说过的一句话：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为上策，退为无策。若误听此属之言，臣恐士气衰竭，人心沮丧，大事去矣。
我想，谢道清和贾似道一定不知道这句话，即使读过，恐怕也未必能读懂。
蔡东藩先生在其《宋史演义》的第九十九回最后如此评价这段历史：宋多贤母后，而太皇太后谢氏实一庸弱妇，以之处承平之世，尚或无非无议，静处宫闱，若国步方艰，强邻压境，岂一庸妪所能任此？观其初信贾似道，及继任陈宜中，而已可知谢氏之不堪训政矣。似道为祸宋之魁，夫人知之，宜中之罪，不亚似道，当元兵东下之时，如文天祥四镇之谋，及其后血战之策，俱属可行。即至元兵已薄临安，文、张请三宫移海，背城一战，利钝虽未可必，宁不胜于束手就俘乎？宜中一再阻挠，必欲以国授虏而后快，是似道所不敢为者，而宜中竟为之。赵氏何负于宜中，顾忍出此谋？太皇太后何爱于宜中，顾宁受此辱？要之似道误国，宜中卖国，谢后妇人，偷生惜死，卒为所欺，盖亦一亡国奴也。
07从00年到现在的十五年，留存下来的文字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字了。其中大部分是年以后完成了。按理说，读书识字对一个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来说不算是什么问题。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般，只能说理解不存在大的问题，但对于文字的准确性，即使是文学出身的人也未必过关，何况我这个纯粹工科背景的爱好者。有时，偶尔会拿自己过去的文字来看，几次都会发现错字。所以现在都很注意这些问题，但是在往圣书堂投稿的时候，刚发了去，就胆怯地再看一遍，生怕谬以千里，贻笑大方。所以常常一再和堂主沟通，也请他把关，但仍然有漏网之鱼。
这问题自古便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所谓雌黄，便是古人的修正液，古人虽不至于提笔忘字，但难免笔下误。所以你去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都有涂改的痕迹。当然，这才是常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即使现在输入法的智能化程度已经很高，还有校对软件辅助更正错字。但是仍然难免，所以我们的出版物规定的错字率并不是零，而是十万分之一。
最早认识到文字的正确性也是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是从金文明先生给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挑错。读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所以我写文章的时候，凡是涉及到古代，都先把正史或者野史的原文列出来，哪怕是大段的，如果有必要，我也会都列出来，再给出自己的解读。因为后人的解读有时难免望文生义的想当然，或者度君子之腹的小心眼。
那时觉得金老先生有些小题大做，但后来想想，认真未必是坏事。所以七年以前我就说“不过我很赞成让金文明先生担任余秋雨文集的责任编辑的提议”。其实在生活中，望文生义的直觉错误，避繁就简的简化别字，乱改成语的广告创意，误人子弟的教辅书籍，自以为是的白字先生，不是看不到。
前一段时间，买了个书架，将两百余册藏书统统摆上。这其中就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第三版。按理说，这两本书称得上是校正文字的“尚方宝剑”了吧。但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所以才有《咬文嚼字》这样的刊物。如果说汉字太多，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汉字的话，那说话总不是问题吧，可是为什么还会有《演讲与口才》这样的杂志呢？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应该说，这两本辞书都很可靠，但如果两者矛盾呢？我们怎么办？
有人也许会说，两者会矛盾吗？会。
我所知道的一个台州人就研究这个问题。
四年前，我在自己文字的修订后记中说：此外，还有一些修订是参考浙江省临海市古城小学老师杨新安先生对《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提出的一些批评而校改的。
我是无意中看到了他的新浪博客，才知道杨新安先生。
生活里，杨新安是个较枯燥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交际，说话直接。枯燥的人爱干枯燥的事情，他选择把汉字研究作为兴趣，为此4岁时拿到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凭，无事时通读各类辞书是其生平最大爱好。
“咸鱼翻身”这个成语我们都知道吧，可杨新安先生几天前在博客里发文说，《现代汉语词典》里还有一个“咸鱼翻生”，并且是推荐词形。
或许杨新安先生这样的人不多，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听取。
想起了去年刚刚去世的台州黄岩人朱幼棣先生，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他时说：朱幼棣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跟他谈论此类话题，就好像是在他家后花园里漫步，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他所有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一小半是从古书中得来的，一大半则是用脚跑出来的。
偶然发现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的一句话：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其实，举凡世间万事，读书、写作、为人、处事，莫不如此。这其实也是一个人从一张白纸时生搬硬套到老谋深算时自由发挥的成长过程。
末了，我把这个成长、成人、成熟、成功的过程用十二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照书做、听人劝、考虑好、去实践。
08平心而论，台州是我到过的风景和气候都不错的城市，满眼绿色。
但是还有人被贬谪到此。
比如来济，武则天成为皇后的两年以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被贬台州刺史，诬告他的人是许敬宗和李义府，一同被贬的褚遂良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韩瑗贬振州（今海南三亚）刺史。又过了两年，比他们树大根深的长孙无忌被贬黔州（今贵州、重庆一带）。显庆五年（年），来济改任庭州（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刺史。
当时的西域肯定不能和海边的台州同日而语，那里怎么样？去读一读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知道了。
后来，西突厥来犯庭州。来济战死：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济总兵拒之，谓其众曰：“吾尝絓刑罔，蒙赦死，今当以身塞责。”遂不介胄而驰贼，没焉，年五十三。
请注意，来济上战场，没有穿铠甲，这其实就是自杀。而长孙无忌也是在贬谪地自杀。
我又想起骆宾王，这位浙江人也曾经被武则天贬临海县丞：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文明中，徐敬业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为府属。为敬业作檄传天下，暴斥武后罪。
后来徐敬业事败，骆宾王不知所踪，或死或隐，说法不一。
至于他为什么会参加反对武则天的队伍，我不知道，清代著名学者陈熙晋对老乡骆宾王推崇备至，对他的怀才不遇长叹不已。陈熙晋在《临海集序》中说“临海穷途落魄，幕府草檄，非必出于本心”。
山月常明，应知诗杰丞临海；湖波乍涌，恍见文澜动则天。临海东湖公园骆临海纪念祠堂门口的这副对联，记载了骆宾王在一个城市的行迹，也佐证了一个城市对他的思念。
我在想，骆宾王当年好歹是一个县丞，至少是副处级干部，在武则天的时代，这样的人吃饱肚子还不是问题的，怎么会至于“穷途落魄”。所谓“非必出于本心”，恐怕也就是捡好听的说，没有确切的证据。况且他不同于杜甫，他很早就名声在外，这事连杜甫都知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骆宾王怎么就不能从左拾遗干起呢？我觉得他有些过于自负了，至少可以学毛遂自荐，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学陶渊明隐居世外。如此看来，骆宾王也就是文名显赫，政治上是一张白纸，至少是很不成熟。这和曹操没选曹植当接班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诗人到此都是游山玩水，求仙问道，官员到此都是流放荒野，左迁贬谪。
这恐怕还是心态问题。骆宾王应该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顺序是不能超越的。
他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曹操之父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所以所谓“祖孙三代”是抚养关系，不是血缘关系。
[]引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引自《鲁迅全集》第卷，第57、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明吕毖《明朝小史》卷六。
06年月6日动笔，9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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