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历史悠久，叫响中国，影响世界。经过多年的长途跋涉，留下的一串串脚印，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厚重底蕴，铭刻着沧桑变迁的时代足音，承载着改革创新的意志品质。
驯化演变，沧海桑田苹果来源于野苹果。而地球上野苹果的集中营地在新疆天山一带。据了解，现在天山的野苹果林仍然保留着万年前的基因密码，是天山上的“植物活化石”。天山野苹果林跨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我国新疆，绵延余公里，总面积约36万亩，其中，我国境内的天山野果林占世界野果林总面积的40%，是世界罕见的苹果天然基因宝库。专家说：“新疆野苹果是世界栽培苹果的祖先，现今人们吃的黄元帅、红富士等很多栽培苹果都是新疆野苹果的后代”。
中国苹果，古称柰、林檎、频婆等，从有文字记载起，至少已有多年的栽培历史。相传夏禹所吃的“紫奈”，就是红苹果，可见中国有苹果已经很久远了。关于柰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公元前~前年）中：“梈柰厚朴”。其中“柰”就是后来的绵苹果。据《西京杂记》（公元3~4世纪间）记载，当时“上林苑”中的各种果树，都是“初修上林苑时，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有“柰三：白柰、紫柰、绿柰”。到了公元3世纪70年代，西晋郭义恭的《广志》对柰的生产有了较多的记载：“柰有白、青、赤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家收切曝干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谓之频婆粮。”公元年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述了当时的焉耆、库车、莎车等地盛栽苹果的情况。这就证明柰是由于汉武帝开拓西域，辟丝绸之路后，开始从新疆逐渐东传。
烟台苹果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年以前，有文字记载，明朝万历46年（年）的《福山县志》卷一“地理土产果类”中记载福山境内栽培有“花红”等，属于中国苹果的一种。清朝顺治17年（年）的《登州府志》记载“黄县名产频婆、花红、楸子”。清康熙12年（年）的《福山县志》记载果类中有苹果、花红等。同治11年（年）《黄县志》记载苹果“曰频婆曰花红曰楸子。‘频婆’柰类也，花红即林檎，亦柰类”。这些记载说明烟台境内在年前就有苹果栽培。
苹果的名字是梵语“频婆”逐步演化而来。起初写作频婆，也有过“平波”、“平坡”等同音异写。苹果在嫁接、改良中创新发展，在人工驯化中发育成长。宋人李调元曾这样描述：“虞翻宅里起秋风，翠叶玲珑剪未工，错认如花枝上艳，不知荚子缀猩红。”迄至明代，不但有“夏熟”的“素萘，朱柰、绿柰”，而且“凉州有冬柰，冬熟，子带碧色”。明朝万历年间后期，王象晋的《群芳谱—果谱》中曾这样记载：“苹果，出北地，燕赵者尤佳。接用林檎体，树身耸青，叶青，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圆滑，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光洁可玩，香闻数步，味甘松，未熟者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惟八、九分熟最佳”。当地人称之为绵苹果，绵苹果与小苹果皆属于本地苹果。
中西合璧，品质独特年烟台开埠后，美国倪维斯（-）夫妇从大洋彼岸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在跋涉乡村的传教中，发现烟台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与他的家乡美国纽约州非常相似，可是栽培的苹果品种不如他的家乡好。倪维斯出身于农场主家庭，年轻时就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一生酷爱果业。年，利用回国为夫人治病之机，在美国及欧洲等地多处搜寻优良水果新品种。年，倪维斯夫妇回到烟台，便带回了一批西洋苹果、西洋梨、美洲葡萄、大樱桃、欧洲李子等果树苗木，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购得坡地十余亩，建起了“广兴果园”。几年后，结出了与本地苹果截然不同的果实，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肉儿脆，酸甜可口，并且耐储存。这样的品种实属罕见，当地百姓羡慕不已，兴趣浓厚。
年，年仅18岁的福山绍瑞口村果农唐殿功经常到烟台做一些小买卖，看到“广兴果园”的苹果就垂涎三尺，急不可待地设法引种。一次，他赶着毛驴到烟台卖大葱，在回家的路上，趁人不注意，便偷偷地溜进果园，迅速折下四、五根枝条，转身藏到牲口的驮子里，回家后将这些枝条嫁接在平岚沟自家的秋子海棠等苗木上。三年后，嫁接的果树陆续开花结果，果实个大、色青、味香，既优越于西洋苹果，又不同于当地苹果，它是父本西洋苹果“白龙”与母本本地苹果“海棠”相嫁接的“混血儿”，具有中西合璧的独特品质。有人建议说，这种苹果颜色青、味道香，类似南方的香蕉，应该称为“青香蕉”苹果，在没有第二个建议的情况下，“青香蕉”这个名字就在绍瑞口村诞生了。不久，紫埠村李锡伍嫁接培育的“红香蕉”也开始结果。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至今挥之不去、口口相传的名字：“青香蕉、红香蕉”。青香蕉、红香蕉是放大的杂交优势，是中西文化的完美交融。
绍瑞口村、紫埠村仅是一个缩影，“广兴果园”周围的老百姓通过各种途径纷纷索取西洋苹果枝条，与当地苹果相嫁接，很快在烟台南山一带出现了蔚为壮观的苹果园。烟台成为我国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相嫁接的发祥地。从此，改写了烟台苹果的历史文化。据年12月《胶济铁路调查报告》记载，烟台苹果总产量已达担。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年，仅烟台、福山、牟平的苹果栽培面积就发展到亩，余万株，总产.5万公斤，形成了烟台西洋苹果栽培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烟台，把人民群众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苹果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以福山为例，年全县仅剩苹果五千亩，总产量仅为战前的12.4%。年，又起内战，炮火连天，苹果生产再遭劫难，雪上加霜，迅速跌入低谷。
凤凰涅槃，枯木逢春年，烟台二次解放，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见到了天日，看到了曙光，生产热情极度高涨，在自己的果园里豪情满怀地栽下棵棵胜利之树、收获之树、希望之树，苹果产业出现井喷式的大发展，主要品种有青香蕉、红香蕉、国光、金帅、小叶子、秋花皮等十多个新品种。涅槃后的烟台苹果枯木逢春，再吐新芽，再展新容，据年3月4日《胶东日报》报道，“福山农民恢复果园，去年以来新栽植苹果亩。”面对广大果农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党和政府顺势而为，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厚植发展沃土，深耕果业生产。一是政策上给力，二是技术上用力，三是典型上着力。
年，烟台果树所派专家章宗江、吴国祥等深入到绍瑞口村培养典型，树立典型，亲自指导果农张成瑞的山地苹果丰产试验，采用果树修剪新技术，学习科学施药新知识，更新疏花疏果新理念。经过努力，年，苹果获得大丰收，亩产猛增到五千多斤，年，亩产超万斤，1.8亩果园总产4斤，创全国最高纪录，张成瑞光荣地被评为县劳动模范，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这支活跃在广袤田野上的科技团队，以科学笃实的精神，开拓创新的勇气，锲而不舍的决心，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为烟台苹果产业的发展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果农的重大贡献。
先进的典型经验引起各路专家学者的关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