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红军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
[关键词]长征；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充分发掘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对于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长征使红军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实现了中国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回首长征，遵义会议红军领导人的成功交替被公认为红军走上战略主动的标志，是红军能够跳出敌人重兵包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关键。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红军出现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巨大变化，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红军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被接受的过程，也是红军走出险境，使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机遇
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土地革命后期，由于红军的领导权落在一些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主义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6千多人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如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产生的教条主义则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早在年5月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
尽管毛泽东发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强烈呼声，但并没有唤起全党的充分注意。他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相反地却受到了排挤。在红军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在党中央的发言权。由于坚持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节节失利。长征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面对艰难险恶的军情，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突围到何处?没有人知道。就是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们仓促地踏上了不可预知的漫漫长征路。湘江血战之后，部队损失惨重，但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这一切都被广大干部战士看在眼里，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时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2]
年8月，以中共上海局电台为中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彻底中断，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并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又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靠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3]
二、遵义会议标志着红军接受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发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必然结果。与其说，遵义会议选择了毛泽东做红军的最高统帅，不如说，遵义会议实际上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是毛泽东同志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之时，当一大批有识之士迈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之时，毛泽东就毅然放弃出国的机会，到北京大学潜心研究中国的国情，他知道，只有把中国的国情弄清楚，才能真正找出解决的办法，否则，再先进的理论，如果不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也无济于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为以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以独特的眼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伟大实践，并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几次“围剿”，使红军不断壮大，红色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也使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不断提高。即使在受王明路线排挤，坐冷板凳时期，毛泽东同志仍在 在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用全面的发展思维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和经验，年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勾勒出我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愿景，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6]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的总发展方向。
如果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那么“五大发展理念”则为顺利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具体发展思路和方向。“五大发展理念”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群众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盼，体现了党和国家战略意图的基本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指导我们“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深刻变革，“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必须恰当地处理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应对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一手抓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手抓补齐民生短板，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现中国化、时代化，这也是纪念长征胜利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2]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文艺出版社,.4.
[3]黄黎.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J].党史研究与教学,(5)：4-9
[4]习近平在贵州调研[N].人民日报，-6-19（1）
[5]习近平赴延安杨家岭瞻仰中共七大会址[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