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信仰分歧及其影响浅议
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第一批具有现代西方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齐鲁大学（CheelooUniversity）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早期的正式名称叫做山东基督教大学（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前身是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teer，－）夫妇在年的登州（现今烟台市下辖的蓬莱市）开办的蒙养学堂。这所学校在年正式升格为学院，称为登州文会馆（TengchowCollege）。有人认为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1
年秋天，赫士（WatsonMcMillanHayes，－）和他的妻子从美国来到中国，开始在登州文会馆教书，讲授的科目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跟狄考文一样，赫士也是美国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年，赫士接替狄考文担任文会馆馆长。年，赫士接受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邀请前往济南帮助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但由于不能接受那里敬拜孔子的做法，随后辞职。
赫士后来担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但在年与同事道雅伯（AlbertDodd，－）以及一些中国学生离开，创办了华北神学院。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合办学校的各方之间在管理权和办学模式上意见不一，但信仰上的分歧却是一个主要因素。
在年5月1日写给所属美国长老会海外宣教委员会的信中，赫士指出了齐鲁大学在基本信仰上存在的问题：“即便是从较温和的保守观点来看，济南的某些教学内容也只能被定为‘错误’；关于旧约的教学尤其无法让人赞同——我指的是菲斯克（Fiske）先生的例子。此人曾在早晨礼拜时，公开嘲笑旧约，把求雨祷告说成旧时代的迷信。”2
支持赫士的长老会济南区会（JinanPresbytery）在年11月发表的决议也说明了这主要是信仰上的问题：“（1）大学内部的条件已经妨碍了我们的神学生在基督的恩典和属灵的知识里成长；（2）合作差会人员的教学内容无法令人满意；（3）即便经过目前的改组，仍然不太可能保护我们的学生免于接受错误的思想。这是由于其他认同这些激进学说的差会仍获准留在此机构内，并有任命教授和参与管理的权利。”3
赫士所说的“保守观点”与济南区会所谓的“激进学说”大约可以分别指代两种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中对待基督信仰的不同态度。大体来说，两者之间最大的分野在于对《圣经》的不同认识。与“保守观点”不同，“激进学说”对《圣经》作为独一真神话语的独一地位存疑，耶稣基督不再被认为是认识这位独一真神的唯一途径。在“激进学说”那里，传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变得落后，而科学、进步、进化、改造、革新好像越来越符合新时代的脉搏。
在一些同行的眼中，赫士是“全中国最好的神学教师”。4这样的一位传教士，却主要因为信仰的缘故从传教士在中国所创办最悠久的大学辞职，这的确显明了一个深层危机。从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个发生在年的事件已经跟整个中国甚至世界所处的潮流格格不入。以当时和后来时代走向的标准，赫士辞职与否可能都不重要，传教士内部的觉醒已充分说明陈旧的信仰必然要被新世界所淘汰。
在很多人看来，与年发生的世界大事，特别是“五四运动”相比，赫士的辞职、华北神学院的成立以及在同年4月中文白话文和合本《圣经》的问世（狄考文曾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委员会主席）都根本算不上什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关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常见记载中，几乎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即使看到了，这些事情对中国和世界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对于赫士来说，这一切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当时，他大约看到了中国在接下来要走的路。在年11月19日的一封给美国教会的信中，赫士写道：“当有传教士表明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和其他教导时，中国学生比此走得更远的做法也就不怎么奇怪了。汉字‘神迹’的意思是神的足迹，正如没有人存在，便没有人的足迹一样，合理的推理是，如果没有神迹，也就没有神。我们有些教会学校也一直在沿用中国政府批准的心理学体系，这些体系讲授的是最公开的唯物主义。因此，说俄国共产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这并非轻率的言论。”5
在赫士看来，问题的根本并非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人对自己的理性的崇尚。在年的另外一封信中，赫士对中国前景的忧虑显而易见：“我们原本希望以神的权威代替圣人的权威，但是现代派对福音记载可靠性的质疑也在破坏神的权威，剩下的只有腐败、盲目、自负和被撒但控制的人的理性。”6
就在年前后，西方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大学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各界知识分子推动的“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教会学校失去了原来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虽然教会学校在此之前也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年3月24日，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EliasWilliams，－）被攻占南京的北伐军打死。随后众多的西方传教士离开中国或是去往沿海城市避难。到了年7月，在华的将近八千名传教士当中只有大约五百人留在内地。大部分教会学校一度处于关闭状态。在国民政府于年正式取代北洋政府之后，教会学校开始完全被中国的国家教育体系所接管和收编，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的鼎盛时期也就此基本结束。
到年，大多数教会大学取消了关于教会敬拜和基督教教育课程的必修规定，神学院也被要求与大学分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年之后更为深入广泛的民族国家主义运动的前奏。从“五四运动”到“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再到年以后的各种运动，这些运动的精神和思路似乎都是一脉相承的。7
在年写给《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一封信中，赫士表达了他对传教士应该如何面对政治运动的态度：“传教士合宜的做法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虽然身处发生巨大国家危机的时代当中，却在他们的书信中从不提及那时的政治事件，而是严格地委身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与各间教会的灵性关怀之中。”8
不论是在从事大学教育的传教士群体中还是在中国知识界，赫士的观点似乎都已经很难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虽然他的信发表于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而赫士对科学的理解可能更得不到北京有白癜风专科医院吗北京哪有治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