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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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春，年生，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烟台市芝罘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交流。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
年代初，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文学再次走到了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似的十字路口。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方向的焦虑是同类历史时期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两者扭结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看待半殖民性与解殖民性参差互现的现代性传统。通过这个入口，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一方借助强烈的民族主义话语，试图回到解殖民性话语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本土性轨道上来，在新的历史关口、新的时代环境中实现文化意识上全新形态的“解殖民”；另一方则借助现代启蒙话语，试图重寻西方文化观念、文学思潮、写作技法在中国的在地化，并进而达成文化意义上的“返殖民”，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形成的双螺旋话语结构，时时隐现在各个文学思潮之中，成为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鲜明特征。
从话语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年代无疑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时期之一，本土的、西方的、混生的各种话语互相激发，历史与未来被放置在同一个场域中进行讨论。其结果是整个时期的文化都具有某种失范的历史面貌，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在解殖民和返殖民两极之间反复游移的八十年代文化使得这段历史时空充满了复杂的话语动机，在错综复杂的内部机制下，各种形式的本土话语和外来观念形成激烈的对话关系。这样的文化结构填充了由文革到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巨大历史裂缝，消弭了巨大的历史悲剧带来的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使得返殖民与解殖民尖锐的对立催生出的破坏力大体抵消，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时代风貌。究其根本，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方向互相依存、互相抵消，一起构成了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两者的竞争互生中，年代文学具有了二十世纪其他年代难以企及的话语活力和活泼氛围，使其成为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对年代文学思潮在解殖民和返殖民两极之间的游移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呈现其复杂的动力机制和诗学特征，并进而厘清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学史现象。
“晚清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文学，不如说是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殖民性的嵌入、抹除、遗留问题，干预并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走向和风貌格调。”这样的状态在年代初依然存在。只是这里所谓的“嵌入、抹除、遗留问题”在年代语境中更加具化成为文学思潮中的极性运动方式。于是，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在年代时空中变成了解殖民与返殖民争夺的核心领地，对现代性的重写与置换贯穿了整个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年代文学所面对的文化资源选取、创作方法更新、叙事形式变革等棘手问题，在实际的创作和批评中都同时分化出解殖民和返殖民两种方向，两者呈现为紧张的对抗关系。对整个年代中国文学思潮进行认识，甚至对当下的各种八十年代言说进行梳理，也必须还原到这个无法绕开的结点。
一、主体重建：现实主义的一元惯性与现代主义的多元诉求
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最重要任务是合法性的重建，“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伤痕、反思、改革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相继构成了“历史的主体”的主要话语形象，沿着解殖民的方向渐行渐远；而意识流小说、朦胧诗、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探索戏剧等则构成另一种力量，将西方现代主义观念作为返殖民的途径激烈推进。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共同形成新的“主体的历史”，共同以启蒙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同，思想启蒙的共名再次遮蔽了两种路径天然具有的巨大分野，而不同的路径诉求之间的相互拮抗则被简单视为中西之争。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既包括彼时反思文革、回归“解殖民”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包括现代主义观念本身的驳杂性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不兼容性。紧迫的时代车轮并没有为现代主义的输入准备充足的耐心和辨别力。
“解殖民”与“历史总体性的修复”同质异构。所谓“解殖民”，通常认为“就是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与“反殖民”不同，其重点是“多层面地、结构性地、系统地去除殖民性质，更侧重文化、心理层面，而且隐含了重组去殖后的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年代初的“解殖民”话语主要表现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置换，将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形态置换为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形态，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意义，即将文革中的极左观念视为置换对象，以控诉与反思为形式、以人性为工具、以回归现实主义传统为目标。因此，对文革的反思修复了具有“历史总体性”的“主体的历史”，保证了“历史的主体”的合法性，并导致了对十七年现实主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这种解殖民话语“在反思‘文革’时，带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认同感，那种下意识的表达，也表明了它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脉相承，而这正是这个时期文学最本质的特征”。这个同时兼具“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重组去殖后的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双重作用的过程，起源于伤痕文学、深化于反思文学、完成于改革文学。现实主义一元化的历史惯性和“历史总体性的修复”构成“能动的相互投射、生成和置换的关系结构”，以伤痕、反思、改革等主导的现实主义形式抵制着新生的、异质的、非本土的、由更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动的“返殖民”话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使用的“返殖民”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指称的是文革后出现的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准绳、力求将中国现实代入到西方语境中的种种努力。有意弱化甚至全盘遮蔽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认同于西方殖民话语刻意制造出的“塑像”，主动陷入受殖者的“迷思”，是返殖民话语的主要特征。在年代，这种话语的最大外部特征是以“现代化”作为想象终点，并将其作为区别于解殖民话语的主要界线。敏米（AlbertMemmi）在《殖民者与受殖者》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殖民者制造受殖者“塑像”并进而陷后者于“迷思”之中的话语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由仰慕而至仿效，等于就是赞同殖民化，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受殖者一旦顺应了自己的命运，也就坚决否定了自己，换言之，他是另一种方式否定了殖民者的现实。否定自我和爱慕他人，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性。以此寻求解放的人，这两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殖民者的爱慕中，潜藏着以己为耻、自我怨恨等等复杂的心态。”返殖民话语出现在年代初，同样源于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理论焦虑，为了对抗解殖民话语所导致的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价值观念的回归和对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再次确认，返殖民话语不惜以激烈的批判话语和极端的西化诉求来塑造自己的文化图景。“年-年的现代派论争，就是在政治、时代、民族三种巨型话语的交锋和联络中展开，评论界由此对西方现代派、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做出各自的解说。由于这次现代派的讨论还多少受到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左倾政治话语余风的制约，故对文学现代性的诉求还没有完全摆脱褊狭的阶级立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以及政党意识的干扰。”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要脱离文革思维、重建社会文化的合理结构，而是在于将中国文学引向何方，是由传统现实主义暗示的一体化、返回历史，还是引入西方现代化意识、重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换言之，启蒙的动因、对象和目标相同，采用的资源、途径和方法则判然霄壤，恰成针锋相对之势。两者的张力愈强，文化启蒙的“繁荣”愈烈。
返殖民话语在年代文学思潮中主要以“现代化”诉求，借助西方的现代主义来对抗历史的重新总体化。“‘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现代主义则是返殖民化话语的基本内容。年代关于现代主义的理论论争肇始于陈焜发表于年的《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文。该文详尽讨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手法、源起、特征等，廓清了将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解殖民话语方式，指出不能以现实主义为唯一准绳去衡量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西方现代派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一定要拿现实主义做是非标准，那现代派就无法谈了，它就是一无可取之处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是把反现实主义当作一个可怕的罪名提出来的，不论什么作品，只要说它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个作品就完了。所以，在谈现代派文学时，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非现实主义的东西有没有一点生存的权利？”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出发，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为现代主义争取存活空间和话语权利，这在当时是非同凡响的，可以视为年代返殖民话语的开端。尤其是在该文结尾，作者虽对现代主义的局限有所保留，但畅倡之意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
现在有些同志对民族化的问题很强调，似乎谈谈西方的东西就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觉得，民族化是应该提倡的，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文化有许多长处；但是，光强调民族化还不够，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应该承认，我们的文化史有缺陷的。为了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需要不断地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四人帮”这类问题的出现，在某些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不能单单归结为某几个人的责任，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有缺陷。再比如，从文艺的角度来讲，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现在在许多国家，不要说存在几十年，就是几年也不大好想象。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这里，以民族化为核心的解殖民话语与以现代派为核心的返殖民话语直接对立起来，虽然两者共同指向文革这一反思对象，但分析理路和最终结论却大相径庭。该文将文革期间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性的缺陷，并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最重要的途径则是现代主义的引进。更为学界所熟知、更直接将现代化与现代派连接起来的则是徐迟发表于年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这篇论文以现代派作为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此后，对现代主义的性质、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的争论构成了返殖民话语与解殖民话语的主要对抗形式。这种对抗随即表现为朦胧诗论争、对探索戏剧的论争、对意识流小说的论争、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论争等文学思潮的剧烈碰撞。两种话语此消彼长，几经交锋，到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的障碍已经几乎消失，于是大量引进现代主义的“方法年”（年）和“观念年”（年）成为那时的历史坐标。
到年代中期，虽然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层面的对抗暂时沉寂下来，对塑造“主体的历史”和“历史的主体”的争议被悬置，但是关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反而以更为深潜的方式转换为对改变当下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边缘位置、寻求合理的身份认同方式的不同思路。各自分别提出的文化寻根与走向世界两种不同的未来设想正面交锋，解殖民与返殖民的竞争也更为激烈和直接。
二、身份焦虑：文化寻根的本土主义与走向世界的秩序认同
“所有后殖民国家都曾经有过或者依然拥有某种类型的‘本土’文化。……后殖民社会的创新发展常常取决于这种前殖民本土文化及其活跃程度的影响。”年代中期，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引入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向比现代中国更为久远的古代文化传统回归、挖掘其中的优秀质素作为当今社会的文化资源或者反面教材，逐渐成为热潮。可以说，文化寻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西方现代主义大规模引进所带来的文化紧迫感，建国后甚至近现代革命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年代初解殖民话语的主要内容已经失去了其整合作用，因而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入挖掘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这种情形与年代中期的“整理国故”思潮有着某种理论方向上的契合度。同时，在返殖民话语盛行的语境中，民族文化主体的话语建构和未来走向成为进一步解殖民化的核心议题。
文化寻根、回归传统，是为了对抗日益流行的西化风潮。针对返殖民话语中将人性封闭化、孤立化和心理化的趋势，文化寻根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将古典时代的中国文化传统视为现代意识的核心，将重新认识传统看做重新认识现代（人）的前提条件。例如，年12月的杭州会议被看做寻根思潮诞生的标志，就在这次会议上，季红真认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实际上也是对人自身的重新认识”，阿城则认为“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当从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这里突出强调“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当然是为了与返殖民话语进行区隔，以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为原则，通过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来推进解殖民历史进程。从更大的范围看，文化寻根思潮是民族文化现代性进程在年代中期的发展形态，也是其必经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更容易在返殖民话语面前形成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力，构建起崭新的民族文化主体。寻根文学沿着这样的思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书写，选择那些能够形成民族认同的文化因素进行肯定，对那些负面的文化因素则进行尖锐的批判。这种策略符合解殖民的需要，也可以对抗返殖民带来的方向偏差。
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在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本民族的话语形象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建构：“共享的黄金时代记忆、共同的祖先和男女英雄、他们所代表的共同的价值观、族群起源的神话、移民和神的选择、群体的象征、领土、令他们与众不同的历史和命运以及他们的各种血族关系和祭祀的传统和习俗等，为理解族群的过去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为理解族群和民族、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连接和断裂提供了解惑的钥匙。任何忽视这些族群象征因素的解释都无法使我们领会民族现在的自我理解，或无法使我们理解民族对它们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的特殊信仰。并且，没有对民族内在历史的足够理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无法估量和判断在全球时代民族的未来发展。”这里所列举的各种“族群象征因素”恰恰是寻根小说最主要的表现对象，也是其反抗返殖民话语的主要途径。寻根思潮将这些因素放置在民族文化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之间的连接和断裂”背景中，从而在“族群的过去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的历时性层面上进行总体反思，构建出“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及其当代命运。在历时性层面上展开文化分析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的参照物，从而产生对民族文化中许多质素的驳杂判断和复杂情状。“文化寻根，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文化的回归。”这种特点决定了年代寻根文学中大量出现了所谓“最后一个”的文学主题。“最后一个”所包含的复杂立场来源于寻根思潮作为解殖民话语所采用的总体性视角和历时性方法。
毫无疑问，寻根思潮的假想敌就是引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有学者在梳理两者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的扭结点在于“寻找”，即对人的现代意识的发掘与深化，而返殖民话语的重心在于以个体为本位，寻根思潮对其进行的纠正当然也就要从民族本位的角度出发。
喧嚣一时的“现代派热”，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但毕竟完成了自我觉醒的第一步。由此发生的“寻找”意识可以看作是“寻根”思潮的先声。从新时期文坛的“现代派热”到“寻根热”，是一部分中国作家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里的“喧嚣一时”、“短暂的插曲”等语汇明白无误地表达着对现代派的贬抑，而“自我意识逐渐深化”则试图强调寻根思潮对现代派的优越感和超越性。简言之，现代派只是寻找自我，而寻根思潮寻找的则是民族文化精神及其前现代、现代和未来命运，似乎两者高下立判。在比较两者的艺术能力时，同一位作者更是直言：“如果说，在卡夫卡或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呈现的是某种需要费力辨识的世界图像，那么，在这些‘寻根派’作家笔下你可以直接感悟到人格的意味。”这些人格类型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最久、最本质的那些断面之中，隔着悠久的时空仍然在寻根文学中散发出浓烈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现实干预能力。只是，这种“历史人格”的重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造日益物质化的社会现实，那时的理论家们并未深入思考。从今天看来，文化寻根作为文化话语所具有的姿态意义和作为文学思潮所具有的叙事创新似乎要远远超过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能力和为文化发展方向的指示能力。如同20世纪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样，简单的回归传统并不能直接带来彻底的解殖民，相反，很多时候，却更能凸显某些位于中国文化传统深层结构中的本质性缺陷。
寻根思潮竭力倡导的“根”的概念最初来自西方文学，本质上是世界范围内解殖民话语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体现了受殖者改变世界文学秩序的渴望，本身充满革命性的先锋意识和重构各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当时的世界语境中，寻根意识更多地包含着受殖者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努力和重构民族历史的话语反抗，以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寻求受殖者平等的现实地位为旨归；中国语境中，寻根思潮更具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并非重写而是持守某些既有的文化逻辑，尤其是道德主义，因而更具结构性，而有意遮蔽了世界语境中的解构冲动。与此同时，其解殖民色彩被中国的寻根思潮充分利用。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将寻根思潮的解殖民性做了充分说明：“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不怎么高的《教父》和《克莱默夫妇》，都会成为热烈的话题。作为一个过程，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阿城更是认为：“中西文化的发生发展，极不相同，某种意义上是不能互相指导的”，并进而将寻根文学的作品视作“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的明证。郑义则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首先向古老的传统回归，即“跨越文化断裂带”，建构起完整的民族文化主体。总体上，寻根思潮的支持者们保留文化寻根的解殖民外壳、弃除其解构主义策略、忽略其作为（后）现代主义组成部分的属性，而从民族主体建构及其与返殖民话语的对抗性出发，将现代派文学观念视为假想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优质成分重塑民族性与现代性，从而达到与返殖民倾向相拮抗的目标，完成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借鉴方式决定了文化寻根热潮不能持久，不能根本解决年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走向问题，不具备足够充分的文化创新意义。
与此同时，“走向世界”在此时也已经成为探寻中国文化与文学未来出路的重要思路。年，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出版掀起了寻找中国文学接轨世界文学的可能性与有效途径的热潮。一时之间，“走向世界”成为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如何融入世界文学格局，甚至如何成为文学强国，成为关乎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名义编辑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文化哲学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美学译文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思想者书系”、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工人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等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翻译成果纷至沓来，迅速形成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态势。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移译更是多到不可计数。这种局面与年代前期现代派传入中国的情景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此时的“走向世界”包含着更多的文化自信及改变世界文学秩序的决心。“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影响与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之间的不平衡，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的产物。然而，不平衡的被打破终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甚至不妨断言，一体化世界文学实现的必由之路，正寓于这种不平衡的不断被打破之中。”从现有的不平衡状态到新的“一体化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在寻找着自己的机会，那就是融入业已形成的“总体文学时代”。“总体文学时代的任何一种成功的、繁荣的、发达的民族文学，无不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外来的、他民族的文学；他民族文学，已经构成了任何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任何民族文学与他民族文学的交流已绝不是——至少绝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本民族文学内部发展危机的权宜之计，也绝不是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我完成的过程，而毋宁说已经成为任何民族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作者强烈反对“文学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反对“对本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近乎拜物教式的崇拜”，反对将中国文学变成“文学木乃伊”。作者提出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样一个循环逻辑流行一时，影响至今。
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化理念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中，中国文学的主动融入也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认同和归依。其中自然包含着返殖民的风险，尤其是导致中国文化产生主体性弥散甚至内部“迷思”的可能。西方的价值观念很容易伴随着返殖民话语再次进入到总体性的中国文化。为了寻找中国文学的当下身份，文化寻根和走向世界两种努力并未给出全面而准确的解答，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倾向的对抗仍然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依然晦暗不明。“正因为殖民主义并非被殖民统治者外在地强加上殖民地上一套全新全异事物，把认为是外来的东西尽数扔掉并不能达至解殖民。殖民主义在新与旧的微妙混合中衍生出一种新的自觉意识，解殖民必须走相同的路。解殖民所需要做的，绝不是回归殖民年代以前被标榜为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的纯正传统，而是要富于想象力地去创造新的自觉意识和生活方式。”因其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和时代背景的转换，寻根文学思潮很快衰微了，代之而起的是先锋文学——又一次返殖民话语的高潮。解殖民与返殖民的对抗由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总体性思考转向了更为具体、分歧更深的叙事策略层面。
三、叙事策略：先锋文学的强力拆解与新写实主义的温情重构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刺激了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入世界文学主流舞台的渴望被迅速释放。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被中国文学界视作可复制的成功模式，成为中国进军世界文学舞台的捷径。同时，我们在
